苛求完美受害者背后，藏着一种“慕强”逻辑
公众苛责受害者必须完美的另一面，是他们对施害者——对强者有更多的理解和宽容。我们都太擅长于给弱者挑毛病、找问题，千方百计地维护和美化强者，想象他们的不容易和不得已，赋予他们虚拟的善意和仁慈，在自欺欺人中获取安全感。
用现在舆论中的一个热词来说，他们在要求“完美受害者”。人们经常以“完美”为标尺来衡量受害者，拿着“放大镜”考量其表述上、事实上、经济上、道德上、品格上的方方面面，假若受害者身上存在瑕疵，就会影响公众的认知判断，令他们的同情“打折”，甚至形成“谴责受害者”的奇怪舆论氛围。
最近的案例是对山东苟晶被冒名顶替事件的调查。调查结果令不少看客对苟晶“失望”。在他们的逻辑里，冒名顶替对苟晶的人生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伤害，是她放弃的机会被别人冒领了而已，她没有失去什么，却“哗众取宠”，偷走了本该属于陈春秀的关注度。
这个逻辑的矛盾在于，它是“事后诸葛亮”，以结论来推断过程。如果苟晶知道真相，还需要调查组吗？正因为苟晶不知道真相，所以她的描述是“一家之言”，需要调查组予以澄清。此外，公众以“比惨”来分配同情心也是不可理喻的。就像苟晶说的，“为何‘撒谎’造势？事情是没有落到你们头上”，她现在虽然凭借自己的努力过上体面的生活，但冒名顶替事件摧毁了她对师生情谊、教育公平的信仰，这是肉眼看不见的“惨”。
引人深思的是，为什么我们对受害者身上的“瑕疵”如此警惕，甚至常常因此模糊了施害者的主要责任？
比较常听到这样一种论述：人们陷入了公平世界谬论（Just-world hypothesis）。他们假设世界是完全公平的，灾难不会无故降临到人头上，只要行为得当就不会遭受不幸，如果遭受伤害，那么受害者本身也会有错，如同俗话常说的“苍蝇不叮无缝蛋”、“为什么不欺负别人，就欺负你”……因此新闻中有受害者出现时，他们会用放大镜无死角地审视受害者，以期从中寻找一些所谓的“污点”，来论证受害者受到伤害并非没有缘由，或者以此来抵消受害者所受到的伤害。
这个解释并不能完全让我满意。它没有回答公众这么做到底图什么，或者公众可以从谴责受害者中获得什么。
那些曾经引起争议的受害者背后，都有一个施害者，且这个施害者同时也是相对意义上的“强者”。比如杭州的保姆纵火案，受害者林先生面对的强者是资本，一个强大的地产公司；鲍毓明涉嫌性侵养女案，受害女孩面对的强者是男权；苟晶被冒名顶替案，她面对的强者是一整套权力体系，他们可以根据所需“狸猫换太子”，偷走别人的人生……
从这个意义上看，公众苛责受害者必须完美的另一面，是他们对施害者——对强者有更多的理解和宽容。公众固然也谴责施害者，但他们在无形中依旧维护着强者的地位——他只是这次做错了，他做错了不代表着他要接受“碰瓷”。
因此我以为，我们在检讨对受害者苛责完美的现象时，忽略了对其背后隐藏的“慕强”、“爱强”、“护强”逻辑的检讨。苛求受害者完美，其实就是在为施害者的不完美做辩护——只要受害者不完美，施害者的不完美也就不那么刺眼了。
人们为什么“慕强”、“爱强”、“护强”？
一方面，人们本身就渴望成为强者，这无可厚非，问题在于，对强者的渴慕、崇拜浪潮背后，人们无形中也将强者“道德化”了——强者之所以成为强者，就在于他更聪明、他有更多的付出、他有着更良好的品行和道德。就如阿兰·德波顿所说：“人的才识往往能影响或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，这种认同反过来赋予了金钱一种新的道德涵义……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才干，他不可能有一份高声望、高薪酬的职位。故而财富成为一个人良好秉性的象征：富人不仅富有，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。”
只要“慕强”逻辑存在，公众就会给弱者造成不自知的倾轧。就像顶替事件后，有人评论说，被顶替是因为“你不够好”，“如果你有本事成绩好到考到第一，哪怕第二梯队，你就不会有被替代的风险。你老想着‘扣克扣’‘候分克数’，正正好好能进大学，你就有可能被替代”。强者理应成功，那么弱者就理应失败，甚至弱者被伤害也是“咎由自取”——谁叫你没有能力成为强者呢？
另一方面，受害者身上的“瑕疵”越多，越是能够维护强者的尊严，证明强者的伤害是“不得已”或“偶然失误”。人们在维护强者，更是在维护自己的安全感——因为这是一个强者统治的世界，绝大多数人都是相对意义上的弱者，他们在强者的统治/庇佑下生活，权力与权利达到暂时性平衡，“相安无事”。一旦他们得知强者以权力肆无忌惮地掠夺弱者、践踏权利，他们也会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。
但面对威胁，人们不是检讨强者背后的结构性问题，比如男权与权钱是如何媾和伤害幼女，比如权力的每一个环节是如何无缝勾结破坏社会公平。相反，人们更愿意相信——这是个别现象，“一个巴掌拍不响”，整体是非常好的。鲁迅先生曾尖锐嘲讽过这一逻辑，“中国的文人，对于人生，——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，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……先既不敢，后便不能，再后，就自然不视，不见了……于是无问题，无缺陷，无不平，也就无解决，无改革，无反抗”。我们掩耳盗铃，好像不闻不看，问题就不存在了，或者哪怕问题存在，也要想方设法论证它不存在。
我们都太擅长于给弱者挑毛病、找问题，千方百计地维护和美化强者，想象他们的不容易和不得已，赋予他们虚拟的善意和仁慈，在自欺欺人中获取安全感。所以当一些受害者利用舆论伸张正义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论调，“算了算了”。既然木已成舟，也没有受到什么大的伤害，为什么不算了，非得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顺带破坏了大家做顺民的“安全感”。因此，大家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围追堵截受害者，一发现他身上有“瑕疵”就如获至宝，仿佛这就能够证实：除了这些“有缝的蛋”外，大家都不会受伤害，大家都很安全。
我不想一味地批评那些谴责受害者的民众，他们“误入歧途”，除了“强者联盟”对他们的煽动外，还因为他们本质上也是弱者。在长久的生活经验中，大家多多少少都有“创伤后应激障碍”，当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，这日子会好过一点。
但我还是希望更多人了解两个常识。
第一，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不是天然均衡。很多人提到，我们的权力运行越来越公开、透明，甚至以此来论证有些人对权利的争取是“碰瓷”、“添乱”。批评者颠倒了因果关系——正是因为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，许多人在权利被侵犯时敢于不平则鸣，才不断压缩权力运作的灰色空间，权力运作才不断正常化。所以我们要感激那些勇敢发声者，我们都在享受着他们抗争的成果。安全感的获取不能靠强者施舍，而是来自于权利对权力的有效制衡。
第二，在真相出炉前，我们更多地站在弱者的立场上，不是说弱者天然正确，不是说“我弱我有理”，不是说新闻没有翻转的可能。而是我们知道，普通人造谣的成本很高，有关部门在处理造谣时总是特别迅速，造谣者的情况也会巨细靡遗地公开，这份代价可以很大程度地避免造谣的发生。更关键的是，在强者与弱者的对抗中，强者要伤害弱者很容易，弱者没有得到大量的声援很可能失去发声的机会。
根深蒂固的“慕强”思维或许难以一时扭转，但只要越来越多人意识到，不是非得“完美”或者成为所谓“强者”才能免于伤害，权利也不是靠别人施舍的，情况就会慢慢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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